我叫张士卿，河南省洛阳市洛龙区关林镇八里堂村村民，我现在向苍天控诉，控诉人间的罪恶！我向大地呼喊，求求你救救我这个可怜的人吧！

2013年1月31日下午12点半，我正在家里看电视，接到了村民王科军的电话，要我到小区门口的车棚里打麻将。和我们两人一起打麻将的还有另外两个小区居民。我们从1点半开始玩，玩到3点的时候，五组村民组长杨晓信之父杨全贵进来转了一圈，没吭声出去了，接着进来两个妇女。约四点来钟的时候，王科军的老婆回来，杨全贵硬拉着王科军去洗澡，让他老婆替他一会。二人离开15分钟左右，就进来两个戴头盔、口罩、穿深蓝色衣服（似警察冬装）手持六棱铁棒（长约1.2米）的人，把我从内室架到存车棚下，抡起铁棒朝我腿上猛打，可怜我还没反应过来是咋回事，就被凶手打得遍体鳞伤，双腿骨折，血流满地，疼得近乎昏死过去。打完后，两个凶手骑摩托车逃离现场。这一切把在现场的几个妇女都吓呆了，但其中一个妇女还算机灵，赶紧跑到门口看摩托车牌号，但发现摩托车牌照用胶带覆盖着，根本看不出来。凶手逃走后，杨全贵和王科军就回到了小区。（关于这一点，我十分疑惑：杨全贵说叫王科军去洗澡，怎么15分钟就回来了？如果是去洗澡，不可能这么短的时间。所以，我料想他们早就知道这场血案是要发生的，也许，他们要来看看我是不是被打死了吧？也许我这样猜想不妥，但是我知道王科军是1组组长，和我们5组组长杨晓信关系甚好，因为我一直看不惯杨晓信的所作所为，所以我们一直水火不容。故杨晓信不可能亲自出面，所以他父亲和王科军就导演了这一幕。）这时，热心的小区居民已经拨打了110和120。杨全贵在车棚门口好像是可怜我似的说了句“谁这么狠？”扭头离开了小区。

120急救车到来后， 赶紧把我拉到医院。110的民警也到了现场，民警在现场询问时，小区值班门卫曾拦车要民警调取监控录像，民警却说：“一会儿有人来。”次日上午，接案民警才去调监控，可是监控却早已被人删除，案发现场成了一片空白。

在医院治疗期间，我思来想去，知道是我这耿直的脾气闯了大祸。因为2012年1月，我们五组村民要求组长公布组里的经济账，其中包括要求分配被截流的征地补偿款，返还地款及承包金等项内容，并有部分村民到关林镇政府反映情况。我作为连任两届的村民代表决不能对这件事袖手旁观，坐视不管。因为我是村民选出来的代表，当然要为村民办事。当我组村民到镇政府反映此事以后，镇政府的领导范保军答复我组村民：返还地确有这笔款，现在镇上存着，你们回去叫组长把人口澄清落实后直接发放到户，下午两点半到你们村委会去专门解决这个问题。然而我们上当了，这位人民的公仆根本就是在玩调虎离山的游戏。村民们在村委会傻等了几个小时，范宝军根本就没有露面。我们在等待时一直和村干部们就补偿款一事进行交涉，但没有任何结果。后来，组长杨晓信之父杨全贵提出给我们四个组长代表每人发1500元辛苦费，我考虑到不能只顾眼前的蝇头小利，而不顾村民的利益，坚决不予接受。没想到，我此举激怒了杨全贵。第二天下午，我就遭到残酷毒打，而我被毒打的地点和村委会就近在咫尺。

回顾我的被害经过，我想我本人最清楚谁在背后指使，但由于案件一直没破，我只有每天在痛苦中煎熬。回想起2011年12月，我接到组长杨晓信的恐吓电话，我就心有余悸。那时他说：“以后队里的事你少※※ 管，再管 腿给你打折！” 2012年9月末，因分配村里养鳖坑的卖地款，原定说要按410口人分配，发放现金时却变成了440口人，我和其他几个代表们提出异议，杨晓信的后妈王花荣在小区门口又吵又骂，并威胁我说：“士娃，你小心着点！”可那时我根本就没把他们的恐吓放在心上，一心只想把村民的利益争到手，没想到他们竟然真的对我下了毒手！

事情发生后，由于监控录像被人删除，导致案件侦破有了一定难度，但这并不能成为案件无法侦破的充分理由。因为办案的民警最清楚，是谁敢这样在光天化日之下做出这么惨绝人寰的事情，他肯定会打通关系，用肮脏的金钱堵住办案人的嘴。这正是我最担心的，因为一旦他们所有人的丑恶行径曝光，牵涉的就是一大堆人，所以每个人肯定都会千方百计不让自己接钱的黑手让别人看到。这，也给案件的侦破造成了巨大难度。

3月25日上午，我组村民看到我伤残的样子痛惜之极，所以数人联名到市政府反映情况，被满街执勤民警挡住，要我们到市信访局。遵照民警指点，我们来到信访局办理相关手续后被批示到市公安局。来到市公安局，又被踢到市信访办，让我们到市信访办递交书面材料，市信访办要我们次日（3月16日）到区信访办。次日，我们按时到达区信访办，见到接访局长宋铁军后，我们又呈交了书面材料。宋回答：本人分管户籍，之后向主管案件的马局长汇报一下情况。当时值班民警小朱还未接访现场拍了照。一周以后，仍未见到马局长。

4月8日，我的家属曾8次个给洛龙区信访办打电话，朱警官一次都未接。9日上午，我家属和村民一行人前往区信访办，问小朱为啥不接电话。小朱说：“因为无法肯定领导是否接访，所以未接。”好在当天谢政委接待了他们，并电话督促关林派出所办案民警张坤堂抓紧破案，朱警官又为我们拍了照。16日上午，我家属和村民们一行5人到信访办，接待领导是范政委，范政委因为对案情不了解，电话询问关林派出所。关林派出所回话说：“每周都有行动，只有上周张坤堂休假没有行动。”

事情已经过去了这么长时间，关林派出所的答复仍然是一句话：在侦破中。目前，我们的医疗费已经花费了4万多元，我的家人已经为我的事情折腾得筋疲力尽，女儿和妻子都失去了工作。妻子天天以泪洗面，每天除了埋怨我就是哭。而我，也为我的刚正后悔不迭。可是，我也在想：难道天下没有王法了吗？就算我死，我也决不让打我的人逍遥法外，我坚信现在是法制社会，总有一天迫害我的人会被绳之以法。如果没有地方我为我伸张正义，我要到省信访局，甚至北京去，我或许可以借助《今日说法》或者法制频道把这件事公之于众。我就不信正不压邪！也许我个人的力量是微薄的，但是我相信周围有支持我的村民，总有一天要让犯罪分子受到惩处。我现在天天和轮椅为伴，什么事也做不成，我就在网上发发这些信息。我发誓，要和恶势力斗争到底，如果一年不行，就两年，两年不行，就三年，三年不行，就用一辈子！